2018年10月18日，“华大古史论坛（第二十六期）·学术讲座之二十”于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明清鄂东南地区的移民定居与家族构建——以荆溪袁氏坟山墓碑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国安教授主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冯玉荣教授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雪梅教授；中南民族大学赖玉芹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刘中兴、张达志、王洪强、洪国强、谢祺、李明、吕思静等老师共同参与。

讲座伊始，杨国安教授强调了田野与文献的关系，指出进行田野考察的第一个出发点是为了资料的搜集，尤其做基层社会、民众的研究时，图书馆里的资料就会显得不足。历史的文本是被强者书写的，所以人民群众的历史要如何去寻找就成了一个难题。第二个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料。历史文献最开始并不是藏于图书馆的，而是寄存于田野之中，所以走到历史的现场将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一、鄂东南乡村：村落与祠堂

鄂东南的地形地貌是以丘陵山区为主，村落形成聚族而居的特征，并且从明清开始，就形成了修族谱、建祠堂、重墓碑的习俗。此特征在光绪年《兴国州志·风俗》中有详细的载：“兴国一隅……无巨商大贾，聚族而居，往往棋置数百户。重族谱，严别异姓同姓。宗有祠，祠立之长，家法一就长约。岁时承祀，肃衣冠，百十里外毕至。丧谨殡葬，必封必树，或历千百年，石碑竦峙，春秋榉扫，凡无主之冢，亦遍及之。”

（通山县小源口）

鄂东南的祠堂大致可以分为宗祠—支祠——家祠三个层级，其中支祠与自然村落紧密相连，既作为乡民的灵魂栖息地，也构成村落的中心，并且承担着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的功能。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祠堂也构成乡村的档案馆，碑刻、族谱、牌位以及各种历史时期的记录等都会在里面得到体现。

（阳新县梁公铺之梁氏宗祠）

二、“石碑竦峙”—— 鄂东南乡村的立碑、墓祭与庐墓习俗

从田野考察来看，鄂东南的家族墓地一般保存较为完好，其背后的原因可能与风水信仰有关，同时也与此地传统时期设立了众多的祭会组织有关。祭会在坟茔的保护、墓祭活动的开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据地方志记载，此地长期保留着庐墓习俗。

三、三门八房——荆溪袁氏的移民定居与世系延伸

正是缘于鄂东南地区，特别是阳新县留存的大量家族墓地上的墓碑史料——镌刻着家族世系和墓主的传记等。杨国安教授带领学生抄录了袁广村明清墓碑37通，祠堂碑刻4通。同时结合袁氏族谱、地方志以及相关历史文献，首先考察了袁氏移民定居及其生计与发展的历史，在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大潮中，袁广村的始迁祖袁广在元末明初迁入距离长江边不远的荆溪，并且入籍兴国州丰义里七甲纳粮当差。袁氏第一代以农立足，第二、三代开始有经商活动，家道殷实，并且通过向朝廷“纳粟”以及赈济等善举而获得“乡饮大宾”、“义官”等荣誉。到了第四代就出现了科举功名，明景泰七年，袁渼考中举人，出任四川茂州学正，后升任淮王府右长史，官居正五品。其子袁相亦于成化十三年考中举人。随着人口的繁衍，袁氏世系开始延伸，袁广的五个儿子中的三个在本地发展，演变为上中下三门八房的世系格局。

（三门八房：家族世系延伸）

四、想象的“祖先”——荆溪袁氏早期世系的层累构建

荆溪袁氏在追忆早期祖先的世系的时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中，出现了不同的谱系构建，并且时间越靠后，其追忆的祖先越早，谱系也越长，从明代成化年间仅仅上溯到开基祖前一代，到弘治年间上溯到前六代，到了1988年合修阳新县袁氏宗谱之际，回溯到了前十一代。将袁广村的早期祖先的世系由明初，回推到了南宋，其背后的动机就是为了将袁广村的迁徙历史与整个阳新县的袁氏迁徙的历史整齐划一，并通过修谱联宗的方式整合成一个宗族共同体。

五、“笔记不如石记”—— 坟山墓志与《袁氏宗谱》之编纂

从史源学的角度而言，坟山上的墓碑史料，在最开始编修族谱的时候，构成了修谱的重要来源。并且在以后的修谱过程中，成为重要的佐证材料。因此，墓碑和族谱编纂之关系有从“引碑入谱”到“碑谱互证”的过程。当然我们必须注意两者之间的增删现象

六、风水与墓葬——围绕坟山挖煤、添葬之纷争

从风水的角度而言，袁广村围绕坟山而产生的挖煤、添葬之纷争不断，杨国安教授举了道光六年坟山粟窝挖煤案、道光八年坟山粟窝再次盗挖暨坟山买卖合约、光绪十四年覆钟山添葬与风水的诉讼、民国十六年坟山买卖纠纷等一些例子进行展开。

七、移民社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讲座最后，杨国安教授就移民究竟怎样生存与发展；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居住在怎样的地方；住在怎样的房子，使用怎么样的生产手段，生计方式如何，以此为基础形成怎样的经济形态与社会关联等若干问题发出了思考。

杨国安教授指出乡村社会构成王朝国家的基础，不仅仅是依附于国家制度之上、被动的社会，而是一种能够相对独立、自我发展的社会形式。我们在研究移民社会史的时候，应该回归乡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国家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