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8日，“华大古史论坛（第二十七期）·学术讲座之二十一”于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格局的初定（1949-1966）”，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张越教授主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尤学工副院长主持，华中师范大学梅莉、王洪强、洪国强等老师共同参与。
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导地位。最近几十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甚至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颇有微词，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些事实层面的东西难免会被舆情所遮蔽，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貌变得模糊不清。有鉴于此，张越教授认为有必要将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格局进行一番重新梳理。
一、为什么要重视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对于这个问题，张越教授提出了两个理由：其一，学界对清末民国史学和唯物史观史学的研究成果不成比例。前者只有四十余年历史，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后者如果从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算起，至今已有近九十年历史，研究成果却远为不及前者，对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等史家的研究力度和评价高低，与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家的研究和评价相比，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其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结论不尽客观，一些学者在阐述20世纪中国学术和中国史学发展的文本中无视或回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实，一些声称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一意从现实与政治的角度出发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忽视其学术建树，一些学者用一些不实证据批评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要深入研究和认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首先要了解它产生的学术背景。在中国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轨迹中，有如下一些重要的学术节点：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转型的轨迹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谱系中从无到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果逐渐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民国史学诸种史学流派中在人数、成果、基本观点、理论指导等方面最明显和最具特色的史学流派。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上半期经中国社会史论战到抗战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其中，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发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随后，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创了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诸多研究领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当时史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为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占据主导地位准备了条件。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举措
1949年开始新政权建立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居主导地位，主要的举措包括：
1、成立中国史学会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尤为值得注意，他从六个方面确定了此后中国史学研究的大方向：
一、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
二、从个人研究转向注重集体研究；
三、从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务；
四、从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
五、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少数民族史研究；
六、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
这六个方向对中国史学研究深层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此后，各地分会纷纷成立，比如1951年8月，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成立，嵇文甫为负责人；10月，天津史学分会成立，吴廷璆为总干事；1952年1月，上海史学分会成立，李亚农为会长。通过这些组织，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扩大了自己在各地的影响力。
2、出任学术界领导
中国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领导干部及理事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尹达、翦伯赞等人。此外，出任学术界领导的学者也大都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吕振羽任大连大学和东北大学校长、翦伯赞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尹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长和《历史研究》主编等。这反映了史学界领导权的转移和话语权的归属。
3、成立研究机构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范文澜任所长；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郑振铎任所长。1954年，中国科学院组建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先秦至汉）、第二所（魏晋至晚晴）、第三所（近代史所）。1960年，一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郭沫若任所长。
4、创办学术刊物
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学术刊物较少，较为有名的是《学习》、《新建设》，它们均为综合性的人文学科刊物，内容包括哲学、文学、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之后1951年1月1日于在天津创刊的《历史教学》是新政权建立后历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同月31号，《新史学通讯》创刊，即现在《史学月刊》的前身，此后创刊的《文史哲》、《光明日报》的副刊《史学》等学术刊物相继创办，直至1954年《历史研究》的创刊，历史学的专业刊物成为发表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平台。
5、整合高校历史学专业
受到苏联的影响，强调发展理工类学科，人文类学科相应地缩减，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高校历史学专业被重新整合。
北京地区历史学教授人员流动图
经过调整，北京大学史学系形成了以翦伯赞、邓广铭、张政烺、齐思和、邵循正、向达、苏秉琦、周一良、杨人楩等学者历史学研究与教学团队，北师大历史系拥有了侯外庐、陈垣、柴德赓、白寿彝、赵光贤、何兹全、陆懋德等学者，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拥有了翁独健、林耀华、傅乐焕、王钟翰、陈述等学者，南开大学历史系拥有了郑天挺、雷海宗、谢国桢、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学者，复旦大学拥有了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耿淡如、杨宽、蔡尚思等学者，武汉大学拥有了唐长孺、吴于廑等学者，厦门大学拥有了傅衣凌、韩国磐等等学者，四川大学拥有了蒙文通、徐中舒、缪钺等学者、山东大学拥有了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等学者。这些学者如今成为各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标志性人物，奠定了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基本格局。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
1、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范文澜任所长一职；在高校普遍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近代史教研室；撰写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著作；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叙事”的得以强化（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基于以上种种措施，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政权建立后很快建立健全起来，成为中国史学备受重视并且发展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
其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发展。《丛刊》共有编者44位，他们在编纂《丛刊》的过程中了解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与方法，促使他们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靠拢和转型。《丛刊》在短短十七年间，就完成了前十个专题，共2300余万字的工作量，速度惊人，质量可观，是“从个人研究转向注重集体研究”的典型体现。
2、世界史学科建设
民国时期，中国的外国史方面的出版物大体属于编译和介绍的性质，大学的外国史课程大多称为“西洋史”，内容也相当简略和粗糙。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学习苏联史学模式，建立起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体系。
世界史学科分为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亚洲各国史等部分。后来高校中的世界史教研室、世界历史研究组、世界历史研究室、世界历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陆续建立。1959年起，苏联《世界通史》十卷本中文版陆续出版，成为中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蓝本。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四卷本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综合性世界通史类著作。1955-1957年，东北师大举办了由苏联专家主讲的“世界古代史进修班”，培养了一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人才。
今天，世界史已经成为历史学门类的一级学科，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史”的认识仍在持续思考与变化着，“世界史”是断代叙事还是“地区史”、“国别史”相加，或者是新兴的“全球史”、“整体史”、“跨国史”等问题仍旧值得仔细研究。
3、考古学学科建设
1949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10月文化部下设文物局，负责文物和考古的管理工作。1952-1955年，文化部、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连续四年举办了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的考古人才充实到省市自治区成立的考古所和文物所中，使考古学机构得以在全国形成网络状分布。
1952年，北京大学史学系设置考古学专业，又先后在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等11所大学的历史系中，设置了考古学专业。
重视考古学也与促进解决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古史分期问题有直接关系。
1961年春，高教部召开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历史专业组翦伯赞为组长，尹达、周一良、郑天挺为副组长，成员包括：白寿彝、邓广铭、齐思和、杨向奎、杨生茂、戴逸、黎澍，以后又增加中青年学者田余庆、吴宗国等。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众多史学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下，共计划编写近40本大学通用历史教材，形成了当代中国史学的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整体架构。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问题。1949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组织架构很快搭建起来，但更为重要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充实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史（包括世界史）成为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此种情况下，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焦点。这样一个集结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持续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并伴随着超大量的具体研究和争论、裹挟了几乎所有知名史家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上都是空前的。“五朵金花”竞相绽放，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集中反映。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称得上是“五朵金花”之冠，它始于社会史论战初期，焦点在于解决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时段划分问题；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宏大叙事之于历史研究，必然蕴含有现实的诉求，然而这也是历史研究学术探析层面的题中之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延伸，通过讨论，大量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众多有关经济史方面的课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语境中获得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探析，从而使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农民战争在旧史学中一直是以负面形象记载的，近代史学已经开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开展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从1949年至1957年，主要以正面宣传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整理和出版农战史史料、研究农战史问题为主。至1966年，发表的文章数量达两千余篇以及数十种专著、论集等出版物，可以看出，农民战争问题是“五朵金花”中绽放得最为鲜艳的一支；汉民族形成问题，叶菲莫夫沿用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得出“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这一结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现实民族认同理念和民族政策发生抵牾。因此，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场讨论持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在20世纪有关民族问题的探讨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学术意义影响深远。
总的来说，经过1949至1966年间的曲折发展，中国史学逐渐形成了新的教学与研究样态，它既不同于传统史学，也不同于清末民国时期史学，却构成了今日中国史学的基本雏形。“文革”时期，中国史学处于“非正常”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在既有格局中更注重了解、学习西方史学，中外史学交流与融通是新的趋向，然而如何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系统则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新问题。
讲座最后，与会师生与张越教授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给人带来很大启发，获得大家的阵阵掌声。此外，张越教授还指出中国史学正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