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孙岩）4月19日晚，由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184、186期华大论坛讲座，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驻访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教授，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门史研究中心主任赵世瑜教授，分别开展了主题为“浮生的社会：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和“相似的标识，层累的结构：晋祠及周边寺庙所见结构过程”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吴琦教授主持，参加讲座的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部分老师。

本次讲座在形式上采取对话方式，华南、华北学者的代表刘志伟与赵世瑜同台论道，共议学术成果；在内容上，此次主题大为拓展，不仅有史学内容与方法的呈现，更有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方法理论的交叉。

讲座伊始，刘志伟进行了解题。“浮生”的字面意思为浮出水面，即由海到陆的变迁过程。通过珠三角地区的卫星图、生态图，以及田野调查时的相关照片，以及新会县《潮连乡志序》（1946），刘志伟展示了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理解是如何逐步建构的。他指出，两宋之际的移民对当地历史记忆的叙述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套具有共性的士大夫话语模式被逐步建立。

据此，刘志伟引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珠三角地区自汉唐迄今由海成陆的生态变迁过程；二是在此生态变迁中土著居民身份转化的历时性过程，即他们逐渐从原本被中原人视为“非人类”的渔家疍民，转化为农民或两栖之民。但应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区域或社会在类型上的转变，他提示我们应找出一些标志性的历史转折点，并在这些历史的关节点中把握特定区域不同阶段的历史进程与社会结构。

接着，刘志伟以长时段的视野为我们梳理了珠三角地区转变的关键节点。首先就是上述的南宋时期；第二，为明初政府对该地武装的收编与户籍的整合。第三，为明初的疍民叛乱及其后进一步的户籍整合。第四是明中期“大礼议”背景之下，该地士大夫家族的兴起，一些年轻的广东官员借大礼议进入权力核心，并借用国家的文化规范来改造当地的乡村，进而掌握乡村社会的语言秩序和礼仪规范。

最后，刘志伟指出，伴随着上述历史过程始终的，是生态变迁带来的沙田开发与资源的争夺，其背后则是文化权力的塑造与层累。“水涨成陆”贯穿着过去一千年珠三角地区的历史，乡民若想真正掌握新生土地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依靠国家法律与契约，而身份的正统性、礼仪的规范与文化的优势，则能为其独占新生资源营造强烈的话语权力。没有在历史进程中融入这一范畴的乡民，则被排斥在正统身份秩序的边缘上，既无法成为新资源的主人，又无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进而，珠三角地区社会身份地位的分化也就日趋严重。所以，刘志伟认为，文化权力的建构不断形塑着该地的社会秩序，户籍的登入、宗族的构建、文化的创造、礼仪的遵从、土地的经营，则为社会秩序的确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直到清代与民国之际，该秩序的建构更趋制度化、体系化与结构化，不断形塑着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据此，广东在十九世纪经济上的发展，除了与众所周知的外部因素有关，上述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最后，刘志伟对其主题进行了呼应，他认为，珠江三角洲所谓“浮生的社会”，即在特定生态环境区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结构，而这样的一种结构性过程，是能透过区域社会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因素来理解与解释的。

刘志伟教授的讲座条理清晰、循序递进，为我们逐层拨开珠三角地区历史记忆的塑造背后所暗藏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对其历史过程与原因进行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探索，无疑能为我们理解不同地域社会中存在的共性与个性因素，提供有益的借鉴。

紧接着，赵世瑜教授为我们带来了“相似的标识，层累的结构：晋祠及周边寺庙所见结构过程”的学术讲座。

首先，赵世瑜肯定了华南学派的研究理路与学术成就，并提出他自己对区域社会史的解释。赵世瑜认为，我们需从一个非常具体的区域起步，审视人们主动改造地方环境的历史过程，以揭示地域社会之所以呈现今日之貌的缘由。接着，赵世瑜引用格尔兹的话阐释他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人类学者并不研究村落，而是在村落里研究。”他启发我们应站在具体村落的立场上，像村民一样看待外在的世界，理解具体的历史问题。这样，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就不再是士大夫式的，而是普通百姓的解释。但历史学在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时，必须彰显史学的特点，应注重社会结构历时性的层累过程。

其次，与刘志伟不同的是，赵世瑜是通过在更长的时段内，探讨更微观的区域。通过晋祠的平面图，以及田野调查时的相关照片，赵世瑜引领我们发现晋祠周边的地理环境特点与不同时代的地域景观。他提出，今日所见晋祠的现实图景，实际上是北宋以来历史层累的结果。接着，赵世瑜结合大量图片与史料，通过解释晋祠周边区域不同时期的建筑景观、水利网络及文化祭祀体系，为我们立体的展现了该地社会文化图景形成的历史过程。他启示我们，“礼仪的标识”应是理解地方社会文化结构的重要抓手，我们能从寺庙等宗教性的景观中，获取大量不同于以往的历史信息。 

再次，赵世瑜带我们进一步深入晋祠地区的民房、庙宇与游神活动，并结合《晋祠志》等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晋祠考古”。通过考察晋祠地区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因素，他指出，在这一极小的地域内，不仅存在着不同时期寺庙景观的叠加，而且存在着中西方对立的宗教信仰的共存。尽管天主教的传播在清代经历了极大的挫折，但晋祠地区天主教的信徒以其独特的应对策略，使这样一种多元文化景观在当地长期留存。也正是这样的长期融合，晋祠周边的景观、文化与人民都得到了逐层叠加。

接着，赵世瑜提出，要将晋祠这一微观地区，置于更大的视野下，以揭示更深层的历史。他通过考察春秋战国迄至明清的晋城地图，展现了不同时代晋城地区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变动下的历史过程。结合考古发掘与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可见，晋祠地区可信的历史应始于北朝。而它在当时被记录的原因，与十六国时大量胡人的迁入有关。徙入晋地的胡人，逐渐从原本游牧的生存状态，转为以定居农业为主。但其游牧的生活方式与信仰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赵世瑜将此过渡期称作“后游牧时代”。在北宋之前，由于当时社会组织与秩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之时代相适应的宗教信仰，所以此时晋祠地区宗教的景观与礼仪的标识，都有着“后游牧时代”的鲜明色彩，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松散关系。北宋后，由于军事与政治局势的变动，晋祠地区不仅再度乡村化，而且在宋金时经历了一次人口“换血”，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晋祠从作为国家礼仪的重要场所，变成一个更具地方性的礼仪场所，并围绕着水利灌溉体系实现了村落共同体的重组。

此外，从晋祠中的碑刻可见，水利灌溉体系的线索自唐宋而始，在其后晋祠的历史过程中，成为村落重组的重要手段，不断的将一些新建的村落纳入其中。从明中叶开始，晋祠中的寺庙变得日益多元化，进而成为不同权势人群的礼仪标识。与此同时，村庙体系日臻完善，嘉靖之后诸多佛寺的修建，显示出村落和家族内部事务的日常化。到清至民国，通过游神组成的跨村落的仪式联盟正式建立。至此，不同时代文化创造的叠加，使得晋祠社会变得日益多元与复杂。

最后，赵世瑜提出了四点思考。其一，作为中层级别诸侯的“国社”，它在郡县制实施前后的消逝历程，及其蕴藏的文化权力的转移，应是值得探讨的。其二，是宗教在社会动荡时期（或“后游牧时代”）对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而晋祠，则在宗教与百姓间形成了联结彼此的纽带。其三，是从城市到乡村，水利作为社会重组的手段，在晋祠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宋代以后，围绕水利体系的建设与争夺，是晋祠地区得以呈现今日之貌的重要缘由。第四，应超越水利，发现晋祠是个“殖民地”。晋祠里外的寺庙实际上是周边各村落庙宇的植入与叠加，其中，既有国家礼仪的象征，又有民间的信仰。但赵世瑜提醒我们，宋以后晋祠的社会结构，若仅以水利史的脉络进行研究，并不足以充分的解释该地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晋祠地区先后出现的庙宇，也绝不仅是信仰上的变化，它还是背后修庙人群利益诉求的产物。不同时代的人，不断的将符合自己群体利益诉求的象征植入晋祠，使该地形成了多元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景观。所以，我们应通过这些庙宇，研究那些复杂的修庙人群，看到这些群体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与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过程。

赵世瑜教授的讲座逻辑严密、论证谨慎，为我们逐层拨离晋祠周边历史文化图景的层累过程，以及其背后所暗藏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其对晋祠景观“层累”过程的解剖，不仅成功实现了对山西区域历史的独特解读，而且实现了跨学科、跨地域研究的对话，为我们充分借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解读区域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讲座之余，刘志伟与赵世瑜为我们分享了他们田野调查的心得与经验，并热情的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他们谦逊平和而又不失严谨的态度让人印象深刻。但更重要的是，两位教授均通过古今图片展示、史料解构、跨学科研讨、长时段的关照等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他们深厚的史料解读能力、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由今入古，由古释今的“问题意识”，令广大师生汲取了有益的学术养分，使人获益匪浅。

通过此次讲座可见，不论是华南还是华北学派，不同地域研究之下体现的，更多是研究理路、整体意识与现实关怀上的共性，他们都注意社会变迁中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注重社会结构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演变。同时，也都注重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探讨地方社会具体的历史情况。当然，任何陷入“模式”的研究都将违背史学的初衷。华南与华北毕竟有所差异，无论从哪个具体地域或问题着手，在具体考察时，都应立足于当地实际的社会文化背景，充分体现不同地域不同的“问题意识”。地域不同，研究有异，但只要有整体的关照与现实的关怀，不同地域的史学研究就能产生对话。两位学者的学术精神，正为我们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