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9日，“正明讲坛”第八期在科学会堂主楼301室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Central Asia: heart of the silk roads”，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Alison Betts（Alison·贝茨）教授主讲，博士研究生陈婧修针对讲座重点内容作中文介绍及问答环节的翻译。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亦箫教授主持讲座，历史文化学院王闯副教授及50余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与了听讲并座谈。
讲座伊始，Alison结合切身经历讲述了在中亚以及中国西部新疆地区考古工作的学术历程，并提到她在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东亚时已开始了对丝绸之路的思考。Alison指出丝绸之路研究是非常有趣且值得关注的问题，讲座第一部分为中亚：丝绸之路的中心，她将通过介绍一系列的考古发现系统的阐释不同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第二部分主题为“阿克恰汗·卡拉古城遗址与古代花剌子模之地”，将围绕阿克恰汗·卡拉遗址阐述古代花剌子模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关系。
在讲座第一部分“中亚：丝路中心”开始时，Alison结合丝绸之路线路图详细解说了自中国起始往西发展的路上丝路路线，提到了沿此路线行走之艰难，之后对海上丝绸之路路线也进行了一定的阐释，并介绍了丝路中重要古城长安、敦煌、帕尔米拉、撒马尔罕、梅尔夫。Alison从“史前时代”、“新疆”、“中亚”、“波斯人和希腊人”、“伟大的游牧帝国”、“罗马与汉代时期的丝绸之路”六个部分对不同历史时期中亚在东西交流中逐渐发挥的中心地位进行了阐释。
首先，在史前时代，Alison指出丝路上第一次真正的东西方文化接触似乎发生在公元前3千年，证据只有在古植物学记录中才能看到。通过对出土的碳化粟粒以及其他谷物的元素测定可以推断最早的中西谷物的相遇应该在新疆地区，即西方的大麦、小麦与东方的粟在此相遇。并根据大麦、小麦、粟、豌豆的传播路线图指出这与群落畜牧业向季节性畜牧业的转变，转向短期、低投资农业有关，亦与五千年前中国与西方接触与交流的方式有关。
接着，由陈婧修针对Alison关于公元前3千年至2千年中期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交流发现作了扼要的总体介绍。Alison介绍了青铜时代新疆部分遗址，其中包括切木尔切克(公元前2500-1700年)、天山北路、古墓沟墓葬以及小河墓地。并指出其中出土的石人、小河墓地木制品以及天山北路出土的部分陶器可以在希腊文化中找出类似的形象。通过将中国西部出土的碳化粟和小麦的测定年份与在中国境外最早存在的粟作对比分析，Alison提出，在青铜时代中后期，以牧民为主的青铜时代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向东跨过哈萨克斯坦传播到中国西部的阿尔泰山和天山，其青铜冶炼技术亦随之东传。结合小河墓地男性墓标上考古发现的小铜块，Alison指出在这一时期新疆最早的金属证据是在古墓沟墓葬和小河墓葬，从出土的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到青铜冶炼的遗迹，但出土的铜并不是被发现于日常生活中，而是只发生在明显的仪式环境中。新疆与甘肃地区发现其他炼铜遗迹应该与安德罗诺沃人的东进有关。通过对新疆西北部铜矿资源、伊犁河谷奴拉赛史前铜矿以及在吉仁台沟口遗址中发现的被应用于炼铜的煤的分析，Alison总结到，在公元前2千年，随着安德罗诺沃人进入到天山中部，冶金技术的传播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随后，通过交换与技术传输，冶金技术向东扩散直到甘肃地区，使得当地人在自身金属开采水平的基础上将此西方传入的金属冶炼技术发展起来。
接下来，陈婧修介绍了Alison关于青铜时代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发现。Alison指出青铜时代中亚文明与中国西部文明具有不同的特征，青铜时代中亚南部文明的特点是存在大型绿洲定居点，是为青铜时代绿洲文化。这些文化具有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精致的物质文化，围绕这些绿洲地区存在许多重要资源，其中包括金、铜和半宝石等资源。Alison提到在公元前3千年的埃及皇家墓穴中发现了青金石，因此可推断这种贵重矿物青金石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就从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偏远的山区通过美索不达米亚交易到埃及，可见青铜时代中亚文明同样与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印度河流域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相连接，存在文化交流现象。由于这些青铜时代中亚绿洲地区位于后来的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阿纳地区，因此中亚地区这种丰富的青铜时代晚期文化被称为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阿纳文明体（BMAC）。随之，Alison通过大量出土文物图片展示了BMAC代表性遗址哥诺尔·德佩（Gonur Tepe）古城的基本情况，指出极具特色的纪念性建筑是该遗址的特点，遗址中数量众多且复杂的墓地以及出土的大量宝石、金银器、装饰物等遗存，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埋葬在那里的人的生活情况。Alison提到巴克特里亚骆驼在公元前3千年左右的某个时间被驯化，被用于运输和骑马，BMAC文化丰富的文化遗存证明它与其它古代文明譬如印度河流域、伊朗、埃及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而证据可以在具有BMAC风格的文物分布地区中找到。Alison还提到，书写不是在中亚开发的，但却在这里发现了使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印度河流域文字的印章，足以证明青铜时代的中亚与外界存在多样的联系。
随着Alison的讲解，历史的步伐进入到了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兴起，其强有力的君主大流士一世将帝国版图向东扩展到中亚地区，征服了中亚的的粟特、巴克特里亚地区以及花剌子模地区。Alison提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由许多不同的民族组成，其中包括游牧民族、埃及人、巴比伦人、中亚人等等，并通过图片对不同民族的人作了简要介绍。Alison展示了在大流士一世时期帝国两个主要城市波斯波利斯以及苏萨地区建造的恢弘的纪念性建筑以及宫殿遗迹，指出从数量众多的浮雕艺术品中可以看出其属国人民的形象，是较为珍贵的历史研究材料。公元前350年左右大流士三世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逐渐没落，并与逐渐兴起的马其顿王朝发生激烈冲突。随着亚历山大带领军队东征伊朗，并以少量兵力战胜大流士三世，大流士三世遁逃，阿契美尼德王朝四分五裂，亚历山大将其纳入囊中并以此为基础逐渐东进，将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而希腊文化也随之东进，深刻的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中亚地区。亚历山大去世后，马其顿王朝分裂为三个帝国：托勒密帝国，统治着埃及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塞琉古帝国统治着西亚地区以及后来在印度河谷地区兴起的孔雀王朝，三个帝国均深受希腊化影响。Alison展示了在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遗址，即阿富汗北部阿伊·哈努姆遗址，并对该遗址作了详细介绍。Alison讲到，该遗址本身是一个三角形，南北方向绵延两公里，东西向一公里半，分布于阿姆河左岸与科克查河交汇处。接着介绍了该城的攻防措施譬如天然护城河、天然岩壁、人工城墙、堡垒塔及塔下的重型梯、攻城机械等遗存，结合城墙上遗留的战争痕迹可以想象当时该城人民与周边游牧民族的激烈战况。Alison提到，据发掘阿伊·哈努姆遗址的考古工作人员所说，该地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作为军事据点，最终可能发展为一座大城市。以此来看在该城建造初期可能是作为一个军事据点来保卫巴克特里亚的东北门户，使其免受游牧民族入侵，但Alison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可以很明显的从遗存中发现该城是被可能来自东部的游牧侵略者洗劫一空的。Alison通过对该城址的雕塑遗存介绍论证了阿伊·哈努姆遗址同样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并讲到亚历山大的军队将希腊文化引入中亚，但贸易网络促使它更加广阔的传播发展。
接下来，Alison结合大月氏人自中国西迁路线介绍了原栖息在中国西北部的大月氏族群，逐渐向西部向南部迁徙到中亚粟特南部地区（相当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历史情况。Alison讲述了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汉代帝国的贸易路线，并结合汉代典籍中对大月氏和张骞出使西域的记载引出了二者与丝绸之路的关系。Alison说到，张骞通常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的初创者。汉武帝多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西汉王朝与西域各族的联系，费尔干纳汗血宝马的进贡路线也对中西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约公元前130年至公元45年之间，是为月氏黑暗时代。在此期间，月氏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部落统一建成贵霜帝国。Alison分析到贵霜帝国早期的硬币具有非常明显的受希腊文化启发与影响的特征，这些钱币在美学上无法吸人眼球，但它特别之处恰恰在于它缺乏理想化的特征，它的文字是希腊文且沿用了希腊式钱币中的人物形象，这正清楚地显示了贵霜帝国受到前希腊统治者巴克特里亚的影响。接着Alison通过介绍贝格拉姆遗址中出土的精美的琉璃器、印度风格的象牙雕以及希腊式人物雕塑，说明了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后与希腊艺术相融合对贵霜帝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即产生了特色的犍陀罗艺术。Alison讲到从阿富汗北部的“黄金之丘”地利亚·泰贝（Tillya Tepe）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金器譬如腰带、剑鞘、首饰等装饰物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贵霜帝国依然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
随后，陈婧修总结陈述了Alison在西方罗马与中国汉代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发现。Alison指出随着东亚和西方在中亚的频繁交融，贸易路线从中国到地中海遍布了古代世界，并指出当只有中国汉王朝、罗马帝国贵霜帝国等四个帝国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所有土地时，对奢侈品的需求是很大的，对贸易路线的控制也非常强。接着Alison通过汉晋时期一系列遗址发现对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分析。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洛浦县的山普拉公墓出土了精美的织物，其中明显的西方面孔上可以看出西方传统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新疆营盘墓葬中出土的织锦外套上保留有各式人物形象，同样是受到西方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尼雅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可追溯到汉时期。Alison提到遗址中出土的随葬织品有西方文化色彩，并指出尼雅遗址出土的织物包括当地生产的物品和商品都有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交易的。尼雅遗址中许多遗物为木制品，部分出土的棺材也用木头制成，其中一部分沿袭了古老的木制独木舟传统。尼雅遗址中出土了同时使用法卢文和汉文的木简，更加表明该地区在文化和语言上是混合的，为东西方物质与语言交流找到了证据。除此之外，Alison还提到如今已干涸的罗布泊地区在汉代是一片河水充盈的绿洲地带，围绕其水岸边发现了许多古代遗址。其中著名的楼兰古城，同样出现了中西交流的证据，譬如汉文木简，汉文织锦以及贵霜钱币等。接着，Alison讲到，到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粟特商人成为丝绸之路上活跃的人群，中国境内关于粟特人出现较早的记录在公元315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发现的大量的粟特古信扎，为当时粟特商人在敦煌地区给撒马尔罕亲人的家信，信中内容丰富，包括粟特人在洛阳等地的见闻、货物买卖情况，为研究当时丝绸之路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此外Alison还提到，撒马尔罕地区阿夫拉西阿卜大使厅壁画中保留着一幅包括中国使臣、韩国使臣、突厥使臣共同觐见的画面可以显示出在当时中西交流干道上粟特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Alison对当时世界丝绸之路情况进行了细致总结，并引用了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罗马史》中关于安东尼派他的骑兵掠夺阿拉伯巴尔米拉地区以从中掠夺各国商人的货物的记载，充分的说明了当时中亚地区作为世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地位。
在讲座第二部分“阿克恰汗·卡拉古城遗址与古代花剌子模之地”分为古花剌子模之地历史发展情况与阿克恰汗·卡拉古城遗址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关系论证两部分，陈婧修对两部分分别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在对古花剌子模地区的讲授中，Alison提到，因该地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中亚北部，咸海以南，阿姆河与咸海交汇处的三角洲地带，四周多为沙漠、沼泽，所以古代的花剌子模经常被认为是中亚历史发展中最孤立的。希腊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曾称其为“花剌子模荒地”便突出了该地区荒凉的性质，但同时也强调了河流和绿洲的重要性，即这些河流与绿洲构成了公元前7至6世纪到公元初期花剌子模地区农业蓬勃发展的基础，并且该地的地理条件无疑在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根本作用。Alison提到，历史学家霍尔特（Holt）关于地形因素对花剌子模“隔离”作用的评价提供了另一种观点："花剌子模地区周围的沙漠地带可以很好地将其与不同的民族分隔，但……这些沙漠是马其顿人相较于地处东方的当地人更经常遇到的障碍。同样，山脉形成的自然保护链也经常被军队和商业往来的路径切断。尤其是那些从沙漠中衍生出来的河流，是最不可能的边界。而这些地理环境往往把不同民族吸引在一起，却不起到分隔作用"。Alison对花剌子模相对独立的认识进行了分析，认为除地理因素外，历史因素也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地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东北边境，花剌子模远离统治中心，并且阿契美尼德王朝似乎对花剌子模地区缺乏丝毫真正的了解。而花剌子模与其北部、东部的斯泰基人（Saka）交流密切，更加剧了与统治中心联系的薄弱性。然而，波斯的铭文表明花剌子模在当时是一个公认的民族。在希腊时期外界对于花剌子模的了解很少，不仅是因为亚历山大从未访问过该地区，古花剌子模未曾受到希腊化的影响，还因为游牧民族的存在，使得花剌子模在受到除了西方（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以及南部粟特等地区影响外，也受到了周围游牧民族的影响，古花剌子模也因此形成了半游牧半农耕的文化形态。而与南部地区相比，当时东方中国的沉寂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花剌子模缺乏认识的问题。 公元前5世纪，花剌子模独立。直到公元前大约几个世纪，该地区繁荣起来。河东出现了新的遗址，且沿沙漠边缘修建了堡垒。
接下来结合大量城址、出土遗物图示，Alison详细论证了阿克恰汗·卡拉古城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关系。Alison首先展示了古代花剌子模年代序列表，点出阿克恰汗·卡拉遗址年代大体处于康居二期（公元前2世纪）到贵霜一期（公元2世纪）。阿克恰汗·卡拉古城遗址位于花剌子模南部河流三角洲地带，为四方形大城，目前发掘较少，但据推测其内部应较为空旷，大城西北方套一小城，是目前主要的考古发掘对象。小城中心为一祭祀性建筑，极有可能为一火庙，小城西北角为一处重要的纪念性建筑。Alison对该建筑作了概述简介，该建筑为多柱式结构，四周由回廊包围，回廊墙壁留有壁画，建筑中心为由16根木制柱子四面环绕的大厅，大厅也采用了木制材料，大厅为平顶，大厅墙壁及柱子上都有壁画，并讲到该建筑的规模、布局突出了精英与掌权者，类似构造的建筑在如今中亚建筑中也有发现，譬如清真寺。Alison提到该建筑内部留有多处用火遗迹，其中一处明确为火坛建筑物，火坛旁遗留有一象牙质腿足，Alison指出这非常像阿契美尼德时期国王宝座的腿足，并从波斯萨珊王朝银币背部上的 “腿足”以及两侧火坛的雕刻中指出这种建筑可能是作为火坛装饰品而存在，与崇拜圣火有关。接着Alison立体展示了该建筑东侧回廊墙壁出土的若干壁画，其中包括人物画像、神灵画像、动物图案（野生山羊、大鸨），以及人牵着马向大厅内部方向行进的壁画。并介绍到大厅南部壁画上有三个巨大人物画像，其中最左侧人物画像较为清晰，壁画人物的特殊服饰中成对的人面鸟身祭司形象是已发现的最早的鸟型祭司图像，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形象极为相似，这种形象在中古时期撒马尔罕阿夫拉西卜壁画与中国粟特人墓葬中都有出现，Alison继而引申出阿克恰汗·卡拉古城与琐罗亚斯德的关系。Alison对琐罗亚斯德教进行了简要介绍，讲到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祆教）是古代世界的主要宗教力量之一，最早起源于波斯，后逐渐从阿契美尼德王朝传入中亚地区，同样影响到了花剌子模地区，并对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产生了影响，它的特点是崇敬圣火和暴露死者的葬俗。Alison提到伊朗的寂静之塔（Dakhmas）丧葬习俗，人死后尸体被曝光放置在寂静之塔中，等待动物或鸟类把肉体吃掉后，便使尸骨从塔中部的洞流下去。这种葬俗传入中亚以后同样出现了寂静之塔，在该遗址附近发现了Chylpyk寂静之塔，不过葬俗略有差异：在尸体被啄食完毕后会再把骨头放到纳骨罐里进行丧葬仪式。在该城址附近一处山上发现了大量的纳骨器，同一纳骨器中常收敛着若干尸骨，以上分析正说明了该遗址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密切关系。此外Alison引用了古波斯帝国大流士国王对琐罗亚斯德教主神阿胡拉·马自达的的信仰话语，并引到俄国语言学家李夫什茨（V.A.Livshits）通过对石壁上的绘画文本使用阿拉姆语书写，但所使用的语言似乎是霍雷兹曼的早期形式的分析，分析了阿克恰汗·卡拉国王的身份问题。通过以上分析Alison引申出，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与琐罗亚斯德教相关的各种特征譬如崇敬火，丧葬习俗中暴露死者等特征就出现在花剌子模地区。
最后，Alison总结到，阿克恰汗·卡拉是一个王室席位，这一职能往往通过一系列国王与神的联系仪式来加强国王的地位。通过阿克恰汗·卡拉遗址的火崇拜和阿维斯陀（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主题绘画表明，花剌子模现在必须被视为早期琐罗亚斯德教发展的重要区域中枢。
宋亦箫老师总结道，Alison的报告内容细致丰富，通过许多珍贵的图片，结合大量文献与实物资料，多角度的考证研究，使得大家受益匪浅，为在座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提问环节，师生积极互动，历史文化学院学生与慕名而来的经济学院国际交流生就自身感兴趣的问题与Alison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Alison给予了认真的解答。宋老师提到自身也曾关注小麦东传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与Alison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殷亚欣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