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4日下午三点，正明讲坛第21期在华中师范大学新文科楼406会议室举行。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黄灵庚先生担任主讲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学研究所所长、文化学系主任宋亦箫教授主持，前任楚学所长蔡靖泉教授、黄尚明教授,历史文化学院王洪强副教授、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杨理胜、湖北教育出版社徐耀明编审、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王准副研究员以及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等近三十人参加了活动。

黄灵庚教授以《出土文献与楚史、屈宋辞赋研究》为题，系统阐释了包山楚简、清华简《楚居》等出土文献对《楚辞》文本校勘与历史重构的革命性意义。他指出，出土文献不仅证实了《离骚》“恒”字避讳改写为“常”的文本流变，还纠正了《哀郢》“下江而上洞庭”被倒置的语序问题。针对楚文化源流，黄教授提出夏文化南迁促成《九歌》从夏代宫廷祭歌向楚地巫祭乐舞的演变，结合楚墓黑服佩剑文物与《九歌》“灵衣玉佩”的文本呼应，重构了屈原作品中的夏楚文化交融脉络。黄教授以清华简反驳香港学者“楚人草药止血说”，强调“荆刺”为剖腹产巫术工具，借助河南新蔡楚简揭示了楚人夜祭习俗与巫医同源的“荆刺”工具之谜，对于楚文化的物质载体，黄教授以“荆楚”一词破题，考证“楚”字本义为剖腹产工具“荆刺”，既是楚人植物崇拜的象征，又是巫医同源的实证。黄教授聚焦文本校勘，指出《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中的“常”字实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的后世篡改，以包山楚简与清华简为核心，剖析了《楚辞》研究中的若干悬案。楚简中“恒”字的原始书写印证了屈原时代的用字习惯；而《哀郢》“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一句，结合楚地水系地理与诗歌押韵规律，原应作“下江而上洞庭”，揭示了文本流传中的语序倒置现象。并以新蔡楚简中“夜祭避人”的记载，解释楚人因畏惧鬼神加害而形成的独特祭祀传统。

在讨论到重构楚文化源流相关问题时，黄教授提出颠覆性观点：楚武王本名“熊彻”，司马迁为避汉武帝刘彻讳而改作“熊通”，这一发现依托于出土简帛与音韵学考证；同时，夏文化南迁的路径被重新勾勒——夏桀奔南巢（今安徽）时携宫廷礼乐南传，屈原《九歌》中“成礼兮会鼓”的祭祀场景，实为夏代祭歌《九辩》《九歌》的楚地变体，而楚墓出土的玄色服饰、佩剑遗存与《九歌》“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形成跨时空呼应，印证了夏楚文化的深层交融。针对屈原创作语境，黄教授驳斥了“楚文字独立论”，指出包山楚简80%文字与《说文解字》对应，证明屈原使用战国通用文字写作，但后世抄录中因避讳、方言等因素导致文本讹变，需以出土文献逐字校雠。

黄教授以日本江户时代《楚辞》注本为例，指出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的刚烈精神与《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的悲壮战歌，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后，与本土武士伦理结合，成为“赴汤蹈火、尽忠死节”的武士道精神源泉；而在中原，汉武帝将《楚辞》的雄浑文风与帝国叙事绑定，既借《天问》的宇宙之思彰显“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又以疆域想象强化“大一统”意识形态，推动楚辞从地方性文本升华为中华经典。而对《左传》“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却“不修城池”的记载，黄教授基于《左传》与考古发现解析楚国“无城墙”策略的军事流动性，结合湖北纪南城遗址考古报告，提出楚庄王之前奉行“以攻代守”的军事策略，城垣缺失恰恰凸显楚人早期扩张的流动性特征。

会议尾声，与谈老师们就黄教授所讲演内容分享自己的收获与见解，并对黄老师能将出土文献与屈宋辞赋研究紧密结合表示敬佩。宋亦箫教授总结时强调，黄灵庚教授的讲座以“二重证据法”打破学科壁垒，将文献考据、文物释读与文化阐释熔于一炉，以出土文献“激活”了《楚辞》的历史现场，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二重证据法”的范式革新，激活了楚文明在东亚文化圈中的精神共振，为古代文学研究与楚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范本。讲座伊始耄耋之年的黄教授以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勉励在座各位青年学者要把握青春年华珍惜光阴，会议结束时黄教授又以“考据需敬畏文献，阐释当心怀古今”作结，以身为范为在座各位同学们提供了优秀的榜样。至此，讲座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中圆满落幕。

撰稿 | 江柯 田万津

供图 | 丁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