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孙岩）4月20日至21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明以降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七十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桂子山，共讨该议题。在会议开幕式上，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覃红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吴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主任张兆裕研究员分别代表学校及主办方发言。开幕式由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尤学工主持。此次会议旨在通过多视角、长时段的考察，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组织等不同脉络来理解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及社科院张金奎研究员分别主持了两场主题报告。在首场报告中，中山大学刘志伟首先谈论了“白银与明朝的国家转型”。他提出，16世纪白银的流入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最重要的不在于经济领域，其更深层的影响是在国家体制与社会结构上；北京大学赵世瑜则围绕四个不同地域的情况提出，社殿等礼仪标识与国家在地方的乡村治理密切联系。从不同地域的历时性过程与共时性因素可见，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折叠”恰恰是某一社会结构的“拉伸”，而某一历史过程的“拉伸”又恰恰是某一社会结构的“折叠”；接着，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围绕“社会变迁与身分重组”，探讨了历史上雇佣劳动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处境。他提出，历代的“雇工人”并非一个特定的社会等级，而只是一种单纯的法律身分。在第二场主题报告中，吴琦首先谈论了漕粮赈济对清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他提出，清代广泛的漕粮赈济，反映了统治者社会治理的观念变化与手段的成熟。但清代漕粮赈济并未突破传统赈灾体系的窠臼，也没有形成完备的社会救助体系；其次，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周启荣围绕中国近世“士商社会”形成论，为我们梳理了宋以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以及他对士、商阶层与社会关系的相关探讨；最后，海南大学张朔人立足东南亚地区的国际视野，讨论了《更路簿》时代的南海移民问题及其历史影响。

20日下午与21日上午，与会专家分别围绕“制度与社会”、“财政与国家治理”、 “国家权力与思想变动”、“群体与地方社会”、“边疆治理与社会整合”、“医疗与社会”等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张兆裕、张金奎、陈时龙、罗晓翔、李媛、郭嘉辉、宋兴家对国家上层的制度建设与在社会上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了精彩的讨论。魏文享、任志勇、焦建华、徐斌、周健、谢祺围绕宋至晚清民国时期的财税问题，进行了跨时空、多角度的讨论，为我们研究国家财政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刘勇、解扬、吴兆丰、朱冶、洪国强、林展、焦堃、陈冠华、常文相分别立足具体个案，展现了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相互介入的研究趋势。黄敬斌、王健、何威萱、谢羽、秦博跨越时空与群体，讨论了群体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状况。赵现海、吴雪梅、杜树海、蔡敏分别立足南北边疆，探讨了边疆治理与国家政局之间的关系，这既表现了传统史学研究的特色，也充分展现了人类学、民俗学、美术学等跨学科交叉的重要意义。冯玉荣、鲁萍、崔军峰、刘希洋从医疗史的角度出发，多维度的考察了医疗与社会的关系，展现了新的学术视野与人文关怀。

分组研讨结束后，陈时龙主持了圆桌讨论，刘志伟、赵世瑜、周启荣先后发表讨论引言。刘志伟谈到，研究不同时代的学者，对相似领域的理解角度与问题意识各不相同，而彼此之间的交流必能相互启发，故而应打通各断代之间的联系；赵世瑜倡导，我们应跳出过去固有的理解模式，摆脱画地为牢的局限，从诸多社会面相本身出发思考问题，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整体的框架性叙述中有所突破。在具体研究中，不仅要有框架性的叙述，也应有整体的关怀；接着，周启荣谈到如何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考量。他认为，不应把国家、思想、文化等问题视作独立于社会的象牙塔，而要有整体的理解。在治学的路径上，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还必须借鉴所有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随后，与会专家围绕引言与主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如杨国安对各朝代的特性与治理理念发表了见解；解扬讨论了“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的学术平衡问题；高寿仙进一步提出，视野的“通”与讨论的“度”是开展史学研究的重要意识；杜树海提醒我们应从边疆的整合，重审历代王朝国家的治理模式；此外，还有不少真知灼见在此次讨论中得到了交流。

此次研讨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同期还举行了专题讲座、工作坊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与会者除了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外，也吸引了来自人类学、民俗学、美术学等跨学科学者，他们均从各自的视角与理念出发，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充分实现了学术的交流与思维的碰撞。总之，本次会议在长时段、跨地域、多学科的视野下，将“明以降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推向了更为广大而精微的境地，同时也为今后的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理解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