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笑虹

二00七年元月十一日，我的老师涂厚善先生与世长辞了。

涂先生是我们的严师，从用讨论的方式给我们上课起，就力图培养我们严谨治学的习惯。在后来的工作中，先生更是既悉心培养我们的研究能力，又时时告诫我们不可习染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也存有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不良风气，并以自身的榜样，令我们在写作、翻译中从不敢有所怠慢。在主持翻译《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的过程中，涂先生担任的校对工作，细微到了对译文每一句话的准确、每一词汇的推敲，使这部译作得到商务印书馆有关编辑部的好评。问世的当年，《光明日报》就有文章对其学术价值作出很高评价。在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组织的《南亚大词典》编写工作中，研究室担任了中世纪历史各词条的撰写工作，记得曾因为对某一词条中涉及的建筑物描写不确，我被要求修改了两次。担任副主编的涂先生还推荐承担编写任务较重的周柏青为编委会的编委，由此流露出对学生深切的栽培之心。

及至离休之后，涂先生仍对我辈的工作时刻挂怀。开始带研究生以后，我曾就我校关于南亚历史文化的资料问题请教过涂先生。不料两天后，一份关于分散于学校图书馆和我院资料中心等各处的研究资料的详情介绍就放在我的信箱里了。看着那密密麻麻的手写字迹，令我感动又心酸：能够想象得到涂先生因年迈而有些颤抖的手写出这么多的字有多么不容易！先生对我们课程设置和讲课内容的建议，常使我们深感自己在专业素养上的毕竟不足，庆幸有恩师的指点。1998年和2004年有印度学者来访时，他不惮年事已高，亲与交谈，参加研究室为此组织的学术活动。尤其是2004年12月，86岁高龄的涂先生因腿脚不便，行走已经十分困难，仍从东区宿舍步行到一号楼三楼出席与印度学者的学术讨论会，并提出与古代印度史有关的问题，与印度学者交换看法。

涂老师又是我们的一位亲切、慈祥的长辈。有时他会把我们叫去，说我们中有人在生活上遇到了不顺心之事，催我们设法对其安慰和帮助。对有些外地同窗的情况，竟往往是从先生那里得知：有一些平素不愿启齿的话题，却都愿意对老师倾诉。2003年上半年，我承担了为省社科界名人录和学校百年校庆撰写涂先生小传的任务。当我拿着初稿请先生过目时，先生指出了几处需要修改的字句，每处都涉嫌“过誉”。尽管那都是些不争的事实和平常的话语，可为了不改或少改，都不得不大费唇舌。作为研究室核心的涂先生之谦和宽厚，加上研究室几位老前辈的优秀品格，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而产生的凝聚力，使得研究室得以频频合作，共同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我国南亚史学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即使在医院里度过人生最后一程的日子里，先生也表现出最大的耐心和宽容，从不对医疗手段提出要求或不满。无论有多么痛苦，他都是默默地配合和忍受，而不愿意“麻烦别人”。连医务人员都不禁赞叹“这位老先生的为人，真是和他的名字一样”，忠厚善良。

先生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再也不能聆听他的谆谆教导，再也不能当遇到困难和挫折而烦恼时而尽情地在他面前诉说，再也不能依赖他随时都准备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惟有在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加象样一点，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