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1日，我的恩师涂厚善先生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天，天阴冷阴冷的，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仿佛懂得人的心情似的，流着悲痛而不舍的泪水……

据说，先生走的时候，神态很安详。

得到消息，是第二天的晚上。消息是师兄庄万友先生告诉我的。刚得到消息时，我感到很惊讶，难以置信。这么熟悉的一个人，这么忠厚的一位长者，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说也难怪，也许是因为走的人太熟悉了，当他走的时候，人们往往一下子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吧。

的确，在我的心中，先生是永远活着的，并没有走。

说来惭愧，作为先生的弟子，我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我从先生那里受了学业，却没有守成，当了“逃兵”（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8年后，我改行到出版社做了一名编辑），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了。

虽然我之于先生，不是一个好弟子，但先生之于我，却绝对是一个好老师，够我毕生引以为荣和自豪的。先生是我国南亚研究、尤其是印度史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知名学者之一。他学贯中西，精通数国语言文字，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成果丰硕。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先生先后翻译了《赫梯法典》、《亚述法典》、《挪威简史》、《丹麦王国史》，主持翻译了《印度社会》、《高级印度史》、《印度文化史》等著作，主持编写了《简明印度史》等高校教材。这些著作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在有出版业“百年老店”之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赢得了同行的广泛赞誉。

先生在治学方面成就卓著，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先生早年曾在著名的西南联大深造。从1952年起，直到1987年离休，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先生一直都在我校历史系工作，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80年代前期，为了培养印度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先生作为学术带头人，主动请缨，创建了印度史研究室，招收印度史研究生，编译出版《印度史研究资料》，为我校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不仅在治学、育人方面值得称道，堪称宗师，先生的人品更是有口皆碑，可谓楷模，一如先生的名字，忠厚、善良。先生乐于奉献，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上（比如分配住房等），总是甘于人后，尽可能把机会让给他人。先生的嘉言懿行，赢得了师生的一致尊敬。

先生对于作为弟子的我的关心，是我终身感念于心的。这种关心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既有学业上的，也有生活上的。先生给学生的印象，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四那年（1984年）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印度史选修课时的情景。时令大约是晚秋（那一年是参加完教育实习后才上课），天气已开始有寒意。先生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布衣，脚穿一双布鞋，看上去跟一个老农没有多少区别。看到先生的这身装束，我感到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因为在此之前，先生就已经是全国南亚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了，在更早的时候，大约是我上大学后不久，我就听说过先生的大名；我甚至注意到，提到先生大名的人，无不带着一种油然而生的崇敬之情。

先生讲课，神态安详，气定神闲，语言平实，语气平和，学生听来，常有如沐春风之感。每有惑，就教于先生，先生莫不耐心解答，直至学生满意为止。

先生对我生活上的关心，也是我难以忘怀的。我结婚那阵子，物质还相当匮乏，远没有现在丰富。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那时候人们结婚还不兴大操大办（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都没有这个可能）。我也是如此。我是按照家乡的风俗在老家简单办了一下，在单位里根本没有声张。因此，当时知道我结婚的没几个人。可是先生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来到我的小屋向我们表示祝福，还送给我们一个新买的饭锅。先生此举，使我们备感温馨。如今先生走了，这个饭锅也成了我们两口子永恒的纪念物。

先生走的时候，我没能陪伴在先生身边，这是我深以为憾的；先生走后，我参加了先生的追悼会，并与陶师姐、庄师兄一起，陪伴着先生的亲属，把先生的骨灰送上了“山”——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这又是我稍感欣慰的。

先生，您辛劳了一辈子，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