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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记恩师涂厚善先生

发布者:周柏青     [发表时间]:2007-01-17     [来源]:     [浏览次数]:

2007年1月11日,我的恩师涂厚善先生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天,天阴冷阴冷的,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仿佛懂得人的心情似的,流着悲痛而不舍的泪水……

据说,先生走的时候,神态很安详。

得到消息,是第二天的晚上。消息是师兄庄万友先生告诉我的。刚得到消息时,我感到很惊讶,难以置信。这么熟悉的一个人,这么忠厚的一位长者,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说也难怪,也许是因为走的人太熟悉了,当他走的时候,人们往往一下子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吧。

的确,在我的心中,先生是永远活着的,并没有走。

说来惭愧,作为先生的弟子,我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我从先生那里受了学业,却没有守成,当了“逃兵”(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8年后,我改行到出版社做了一名编辑),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了。

虽然我之于先生,不是一个好弟子,但先生之于我,却绝对是一个好老师,够我毕生引以为荣和自豪的。先生是我国南亚研究、尤其是印度史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知名学者之一。他学贯中西,精通数国语言文字,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成果丰硕。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先生先后翻译了《赫梯法典》、《亚述法典》、《挪威简史》、《丹麦王国史》,主持翻译了《印度社会》、《高级印度史》、《印度文化史》等著作,主持编写了《简明印度史》等高校教材。这些著作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在有出版业“百年老店”之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赢得了同行的广泛赞誉。

先生在治学方面成就卓著,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先生早年曾在著名的西南联大深造。从1952年起,直到1987年离休,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先生一直都在我校历史系工作,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80年代前期,为了培养印度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先生作为学术带头人,主动请缨,创建了印度史研究室,招收印度史研究生,编译出版《印度史研究资料》,为我校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不仅在治学、育人方面值得称道,堪称宗师,先生的人品更是有口皆碑,可谓楷模,一如先生的名字,忠厚、善良。先生乐于奉献,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上(比如分配住房等),总是甘于人后,尽可能把机会让给他人。先生的嘉言懿行,赢得了师生的一致尊敬。

先生对于作为弟子的我的关心,是我终身感念于心的。这种关心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既有学业上的,也有生活上的。先生给学生的印象,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四那年(1984年)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印度史选修课时的情景。时令大约是晚秋(那一年是参加完教育实习后才上课),天气已开始有寒意。先生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布衣,脚穿一双布鞋,看上去跟一个老农没有多少区别。看到先生的这身装束,我感到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因为在此之前,先生就已经是全国南亚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了,在更早的时候,大约是我上大学后不久,我就听说过先生的大名;我甚至注意到,提到先生大名的人,无不带着一种油然而生的崇敬之情。

先生讲课,神态安详,气定神闲,语言平实,语气平和,学生听来,常有如沐春风之感。每有惑,就教于先生,先生莫不耐心解答,直至学生满意为止。

先生对我生活上的关心,也是我难以忘怀的。我结婚那阵子,物质还相当匮乏,远没有现在丰富。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那时候人们结婚还不兴大操大办(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都没有这个可能)。我也是如此。我是按照家乡的风俗在老家简单办了一下,在单位里根本没有声张。因此,当时知道我结婚的没几个人。可是先生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来到我的小屋向我们表示祝福,还送给我们一个新买的饭锅。先生此举,使我们备感温馨。如今先生走了,这个饭锅也成了我们两口子永恒的纪念物。

先生走的时候,我没能陪伴在先生身边,这是我深以为憾的;先生走后,我参加了先生的追悼会,并与陶师姐、庄师兄一起,陪伴着先生的亲属,把先生的骨灰送上了“山”——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这又是我稍感欣慰的。

先生,您辛劳了一辈子,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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