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人才是中国发展的宝贵资源
——四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评析
李其荣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
“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从2006年开始，在华中师范大学已经举办了四届。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50余人，收到会议论文112篇。会议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会议之后，国内外媒体，如《人民日报》、央视国际（www.cctv.com）、人民网、中国新闻社、新华网、中国侨网、中国教育网、环球在线、中青在线、《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泰国《亚洲日报》等分别对会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报道。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和谭天星司长主编的《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研究（2006-2007）》、《海外高层次人才与人力资源建设（2007-2008）》会议文集。可以说“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会议，成为海内外学者交流的一个学术平台。
一、会议缘由
我们为什么要连续举办“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呢？其缘由有三：
首先，海外人才是中国发展的宝贵资源。1993年2月，江泽民就指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对其综合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才。可以说，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竞争。在这场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当中，我国有自己特有的优势，这就是，在海外有数十万的华侨、华人科技专家、教授、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才，其中包括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1999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人才资源宝库，其中科技人才就有几十万，既有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也有成绩卓著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他们在当今一些重要的高科技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这就是江泽民的“资源论”思想。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知识经济日益凸显，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产业分工正在加速调整和重组，科学技术、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化正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竞争的焦点则是科技人才。谁能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人才资源，谁就可能在竞争与合作中把握主动权并占据优势地位。因此，江泽民强调要“制定吸引人才的政策”，鼓励留学人员和海外科技人才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 任贵祥：《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85-186页。]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要“统筹抓好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胡总书记所指的“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利用，因为海外人才是中国发展的宝贵资源。
第二，举办海外人才的国际学术会议是促进中部地区率先崛起战略的需要。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决策，继而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出台了36条政策措施，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中部崛起成为继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当前，我们正在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努力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科技教育基地、交通通信枢纽，中部地区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中心，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所以，研讨海外人才，吸引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对于中部地区崛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暨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在武汉主办的大型国际会议即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简称“华创会”）定时定点在武汉召开。洽谈会以交流、合作、创业、发展为主题。其宗旨是推动华侨华人的技术与资金相互结合，促进华侨华人企业创新和事业发展，增进华侨华人住在国与湖北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为实现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目标，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为配合“华创会”的活动，提升高等院校参与“华创会”工作的力度，增加“华创会”的学术氛围，我们一共承办了四次关于“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的国际学术会议。
二、会议特色
1、学术研讨会与“华创会”相结合。为增进华侨华人居住国与中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国务院侨办和湖北省政府暨武汉市政府共同主办了9届“华创会”。为了从学术角度深入探索海外华侨华人和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为祖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展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中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回国人员的积极作用，从第6届“华创会”开始，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即召开“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作为“华创会”的子项目进行，与整个“华创会”有分有合，形成一个整体。
2、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出席研讨会的代表既有国际著名学者；也有既从事研究、又经营实业的海归人士；还有不少代表本身就是“海归”。各位专家学者既谈历史又联系现实，既讲外国吸引人才回归的政策与历史经验，又站在中国人才强国的高度，探讨海外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4次讨论会不仅仅是学术讨论，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有多篇文章涉及到武汉经济发展与“中部崛起”战略问题，也有文章涉及到侨资企业与金融危机，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国侨务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也对湖北尤其是武汉的经济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
3、多学科交叉，多种方法并用。4次研讨会，代表们从多种学科展开探讨。如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周敏教授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加强海外人才回归研究的建议。她认为,一是要注重资料收集的科学性，二是应重视实证研究，三是要进行理论提升。这些建议给人很大启发。有的学者从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角度开展研究，有的从历史研究角度进行探讨，还有的学者采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进行探讨。4次会议论文涉及到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以及东南亚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多种学科。采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历史研究，又有现状研究；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研究；另外还有比较研究。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使得研讨会的讨论视角别样、研讨更加深入。
4、领导高度重视。每次研讨会不仅有专家学者与会，而且有领导出席。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经济科技司司长谭天星、政研司司长王晓萍、副司长刘香玲、政研司赵健处长、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烈云、校长马敏、湖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邵元洲、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江中联、武汉市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秦锋都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不仅如此，湖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和华中师范大学还为研讨会提供经费支持。由于有领导的大力支持，研讨会才能可持续发展，越办越好。
三、会议内容
“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每一次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第一届会议主题为：“海外人才回归的历史与展望”；第二届会议主题为：“求实、创新、合作与发展”；第三届会议主题为：“海外高层次人才与人力资源建设”；第四届会议主题为：“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发展”。在会议主题之下，研讨会围绕如下问题进行讨论。
（一）理论探讨：海外人才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与会代表探讨了当代海归群体的特点、作用和历史地位。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全国十大优秀“海归”王辉耀先生认为,当代海归群体具有以下特点：全新的国际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中国新兴社会阶层的重要力量，而踊跃创业是其最大特点。当代“海归”人才特有的多重文化背景、国际性人脉乃至全球化视野都是难能可贵的。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留学与人才回归特点有四：留学与移民互动、重量级海归比较少、不少海归留有后路、社会科学人才短缺。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李其荣教授认为，回国创业的留学生具有爱国心、使命感和高素质。福建社科院黄英湖教授则总结了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的福建学子的特点，即数量众多、自费生比例高、学历较高、成就突出、回国比例小等。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王晓莺副教授认为，海外留学人员中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不仅能够帮助中国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帮助中国提升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准，全面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
中国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认为，有组织有计划地选派优秀军事人员出国深造，是造就一大批既有高度政治素养和爱国热忱，又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熟悉现代战争和军事高技术的新型军事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有利于开展军事外交，发展军事友好合作关系。
武汉大学张德明教授认为，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资源，即海外华人是中国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国际库；海外华人是我们最可靠的投资源；海外华人是我们与外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桥梁。
王辉耀认为,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要靠大量的创新创业作为依托。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十分重要的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会代表还就引进海外人才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引进海外人才进行了讨论。暨南大学高伟浓教授认为，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已走过了从中低技术人才引进的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应用技术特别是高端应用技术人才与实用型社会科学人才并重的引进阶段。海外人才的“国民待遇化”也将是不远的将来中国人才政策的必然选择。
华中师范大学孙泽学教授对邓小平的海外人才观进行了分析。他说邓小平站在世界新技术发展的前沿，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利用海外条件，通过培养、引进、合作、交流等形式，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智力支持的战略。
山东师范大学陈海宏教授认为,引进海外人才不能光盯着欧美发达国家,还应把目光放宽，包括全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只要是人才，皆可为我所用。
（二）实证研究：加大引进海外人才的力度，发挥留学回国创业人员的作用
武汉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委员张敏博士在《发挥留学回国创业人员作用,积极推进我市自主创新进程的建议》中，用第一手的资料分析了武汉市政府引进海外人才的政策及海归创业的情况，提出了办好回国留学人员企业的六点建议。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崔志鹰对上海市海外留学人员（包括已归国和仍在居住国的留学人员）的现状作了调研。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派出留学人员有8万余人，约占全国出国留学的1/4；目前学成来沪工作的留学人员已达3·2万人，约占全国归国留学人员的1/5。他们中70%留学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80%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 50%以上年龄在30—40岁之间。他们所学的信息技术、现代生物与医药、新材料、国际金融、计算机、汽车制造等专业大多是上海紧缺和急需的。
华侨大学李勇讲师的论文题目是《从厦门经济特区看“海归”人才的引进》。她说目前厦门“海归”总数约2000余人，广泛分布于教育、医疗、行政、中介服务、企业高管及高新技术开发和创业各个领域，发挥着领军行业的重要作用，成为提升厦门城市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文章还分析了成功引进“海归”背后的政府政策因素及经验，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政策建议。
华南师范大学万晓宏博士分析了广州市政府为引进海外人才回国服务，建设创新型广州而制定、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广州市还具体通过举办“留交会”，设立“留学生创业园或科技园”和“留学人员广州实习基地”等方式和途径吸引海外人才到广州工作、创业。到2006年底,在广州工作的“海归”总数超过1万人，海归创办的企业达755家。这些海归人员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出广州市在引进海外人才时应该紧密配合其城市发展战略地位，继续加大引进力度，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节能、环保的创新型国际化大都市。
其他论文从不同视角讨论了海外人才对中国发展的作用及各地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福州大学甘满堂副教授分析了侨汇、侨资对福清、长乐二县发展的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杨海博士分析了海归回国创业融资的现状，提出了系统化的政府层面的对策及海归创业企业层面的对策。
暨南大学潮龙起副教授以广东五邑侨乡为例,分析了传统侨乡的现代嬗变。
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暨南大学鞠玉华博士从政府和“海归”自身两个方面讨论了“海归”回国创业的软硬环境。
华东师范大学刘敏博士后认为,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应该具有灵活性。
与会代表探讨了海外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中国人才强国战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主编张秀明将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策略与韩国、印度的政策策略作了比较，分析了政府政策对人才回归的影响。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留学及吸引人才回归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开放、理性、成熟、制度化。根据人才回归规律，我国正处于人才回归的中期阶段，韩国处于人才回归的后期阶段，而印度的人才回归则刚刚开始。
华中师范大学王玉德教授认为，我们应建立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平台，除了建立政府平台以外，还可以建立一些民间的中介机构，也可以建立网络平台。
武汉大学张德明教授认为，吸引海外人才回归，政府部门应做好社会调查，了解回国人员的困难，真正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陈海宏教授认为，要为“海归”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重点要引进社科类的海外人才；要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引海外人才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才到中国。
日本东京大学曾支农先生认为，如何评价海归的价值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家多副编审建议从文化层面更多地解读“海归”现象。
国务院侨办政研司赵健处长认为，研讨会学者们提出了很宝贵的建议,为侨务工作者提供了很多启示，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三）比较分析：总结历史和国外的经验，推动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的研究
与会代表探讨了国外吸引人才回归的政策和历史经验。华中师范大学李其荣教授探讨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才的政策。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江峡先生探讨了美国吸引全球高科技人才的政策与战略。他认为，利用美国的人才竞争优势，吸引并留住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使美国在21世纪继续在全球高科技与经济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
旧金山州立大学谭雅伦教授就美国移民政策进行了阐述。暨南大学鞠玉华教授探讨了日本新华侨华人“为国服务”的多种方式及特色。
暨南大学吴金平教授探讨了美国吸引人才的成功经验，认为美国一项重要的人才举措是采取特别的移民政策吸引人才。福建社科院林勇教授认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在尽量避免人才流失负面影响的同时，充分利用其积极的“回馈效应”，将人才流失危机转化为有利的人才交流活动。
福建社会科学院黄英湖教授研究了台湾和韩国留学人才流失与回归的历史和现状。他指出，海外留学人才的回归，除了政府对人才的重视和重用外，还与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和科学技术等各种人才生存和发展的外在因素存在着很大关系。
暨南大学贾海涛教授将中印两国的海外人才政策措施作了比较，认为两者的历史过程有明显的差别；但就现状而言,两者又有很大的相似处。
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华侨华人、留学生研究在国内学界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研讨会上有两篇文章作了弥补。他们的发言在研讨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冀开运教授根据自己在伊朗所做的访问和研究,论述了研究中东华人华侨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提出了研究中东华人华侨的方法、思路、难点和重点。
郑州大学考古与历史学系副教授陈天社博士讨论了阿拉伯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及其影响。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魏文享教授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引进外才策略。他认为，近代民族企业以倡导国货、与洋争利为矢的，在屡次抵货风潮之中，也借助经济民族主义的动力获得超速发展。但是,“国货”品牌的建立并非意味着要与“帝国主义”的技术、人才、设备全面绝缘。近代一些代表性的民族企业在树立国货形象的同时，仍然理智地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人才，使之为企业的进步服务。
此外,研讨会上还有几篇学术史的文章。华中师范大学李其荣教授对海内外华人新移民研究做了评析。清华大学博士生张洪云对近代留学生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回顾与整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晓旭教授分析了留学归国学者给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科带来的新变化及其原因。
（四）文化认同与侨务理论政策
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龙登高教授在“Re-generat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Network in North America”一文中分析了华人在美国通过创建一系列社会组织和团体重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认为同根同文使得越来越多的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共同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并不是美国华人社会网络和文化认同形成的决定因素，而是在异国的生活现实、对精神需求的兴趣和满足、共同的追求和相似的经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其荣教授在“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美加新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分析”一文中认为，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新华侨华人为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其民族情感是双重的,他们既认同所在国并效忠所在国，参与所在国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在心灵层次上又认同祖籍国的文化，并形成对中华文化深深的情感依恋。
也有学者结合实际情况，以个案为例分析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如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夏雪研究员在“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国际形象的维护———以海外华人‘护圣火、反藏独’为个案”一文中，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将中华传统表达方式与现代传播手段相结合，在维护中国国际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侨务理论与政策方面，暨南大学潮龙起副教授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侨务引智工作,指出，国与国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和引进海外人才是侨务部门的工作关键。潮龙起教授还对未来的侨务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如应淡化国界和国籍概念，优化城市人才竞争与人才服务的软环境等。
华侨大学集美华文学院的王爱平教授认为，中国政府侨务政策的重要内容在于区别对待华侨与华人，对中国与华人的关系要考虑长远的利益，要加强侨务理论研究和分析，以构建中国和谐的周边环境、外交环境和国际环境。
（五）人才回流、华商投资与建设创新型国家
如何利用海外人才，实施积极有效的人才战略，吸引他们回国为中国发展做贡献，也成为研讨会讨论的热点。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爱萍教授在“吸纳海外高层次人才,拓展开放广度和深度”一文中,分析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机遇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指出中国应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武汉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张敏博士探讨了中国目前开发利用海外人才资源方式的不足,提出应在国内搭建一个层次较高、联系广泛、资源共享、统一服务、重在推进、专业运作的为国服务操作平台，提高为国服务的实效。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王晓莺副教授在“留学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与建设创新型国家——以中国大陆留学高层次人才为例”一文中指出,“海鸥”模式已经开始成为留学高层次人才回流的一种重要方式。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德明教授认为,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即是有众多专家学者注重实证研究，以大量数据和实证分析探讨了留学人员的回流趋势、留学人员和华人团体在中国发挥的巨大作用等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杨海副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大量数据分析，指出中国留学人员的实际回归率应是40%左右；他还认为，留学人员的回归趋势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产业更加健康和成熟、中国经济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等因素密切相关。
清华大学张洪云博士在“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发展中的留学生群体”一文中运用大量数据,分析了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重大贡献。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赵亮博士分析了海外华商在中国投资的情况,以此比较中国各省市在吸引侨资方面的竞争力,特别指出了2004年湖北省在累计侨企数量、人均侨资企业数及累计侨资实收资本三个方面分别排名为全国第8、第10和第8名。以上实证分析给与会专家学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六）国外人才战略与华人融入主流社会
关于国外是如何实施人才战略及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方面，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高伟浓教授在“跨国移民、多重文化适应与人才策略”一文中指出，跨国移民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国际移民现象，这一类移民具有较好的多重文化适应性，拥有更成熟的国际经验和在祖国服务时所必需的“文化再适应性”。
暨南大学中印比较研究所贾海涛教授分析了印度借力海外印度人的举措，指出印度近年来实施的双重国籍政策被视为印度国家战略的一个重大举措,有其成功之处。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陈文寿教授指出，在当前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既要竭力避免国内人才的外流,也要努力吸纳外籍人才；他还以日本为例,考查了日本吸引外籍技术移民和科技人才的状况与政策,并提出了一些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郑一省教授在“印尼棉兰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初探”一文中，以田野调查数据为基础，认为棉兰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是一种缓慢的群体性互动。
武汉科技学院的李永老师则从二战后美国华人家庭的变化看美国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作用因素，指出华人家庭的变化是各种社会、法律、政治和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与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会上，有学者针对“主流社会”这个概念提出了异议。
庄国土教授认为“主流社会”不是一个学术的概念，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不能仅仅把华人在某方面的成功看成是其融入主流社会的标志或表现。
（七）海外华侨华人的现状及其贡献
海外华侨华人的发展状况一直受到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来自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何琳贻博士在“Skilled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s in Canada：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一文中从就业、机遇与限制性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大陆的技术移民在加拿大的发展状况，认为移民加拿大的中国大陆技术人员其实正遭遇由于文化、体制方面的障碍而很难真正进入加拿大劳工市场，他们在国内所取得的学位和技术得不到加拿大主流社会的认可，大部分只能从事与他们所得学位不相符的低收入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才浪费。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陈文寿教授在《当代海外台侨述论》中分析了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来自台湾地区的华侨的现状，并以美国为个案分析，论述了“台侨”在美国的发展状况，认为来自台湾地区的华侨在美国有着较好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高伟浓教授则以美国华人餐饮业为视角，论述了华人餐饮业在美国的发展历程、现状，并指出中国大陆餐饮业进军美国应与美国当地华人餐饮业联合，提升华人餐饮业的中华文化内涵。
海外华侨华人对所在国家、地区及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社会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吴金平教授在“Migration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Countries”一文中分析了湄公河地区的移民情况、移民政策以及影响，对华人移民群体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经济状况给予了特别关注，认为大量移民对促进越南、老挝等国家的农业、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的林勇教授在《海外移民汇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一文中分析了国际海外移民汇款的最新发展，认为海外移民汇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祖籍国经济发展，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能太依赖汇款，而应吸引更多汇款更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湖北大学的程晶讲师在其《论华侨华人在拉美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华侨华人在拉美国家的贡献，认为华侨华人为拉美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促进了拉美国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也有学者论述了华侨华人与新中国建设的密切关系，如孙泽学教授在《建国初期华侨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一文中从海外华侨的资金援助和优秀人才回国两个方面分析了建国初期华侨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
（八）海外人才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
海外人才资源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地探究、开发、使用留学人才资源也成为研讨会的讨论焦点。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教授在“Returnee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分析了海外归国技术人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海外归国人才，尤其是高级技术人才尽管带回的不是国际最新的技术，但他们带回了中国缺少的较新的信息、技术，这样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更是促进了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同时，输出国要想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回归，并带回新的技术，必须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科技和商业环境。
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副教授沈伟在“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Gain ——How China is Benefiting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gration?”一文中，以法国为个案论述了欧洲的中国学生移民情况，指出中国留学生国际化趋势增强，这些人已成为跨国人才，对中国的经济、外交发展都有促进作用，海外留学生人才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
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进华在《论留学人才资源与“海峡西岸”建设的不可替代性》一文中，归纳和总结了福建在改革开放30年中如何充分发掘留学人才资源，探索发展和加快“海峡西岸”建设，并探究了“海峡西岸”吸引留学人才策略，认为留学人才资源是“海峡西岸”建设中不可替代的独特资源。
华中师范大学李其荣教授在《海外人才在武汉工业化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则以武汉为例，分析了海外人才在武汉工业化各个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该文认为，海外人才在武汉工业化的启动阶段，发挥了奠基作用；在武汉工业化壮大阶段，海外人才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海外人才发挥了创新作用。该文为武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借鉴。
（九）海外华商和侨资企业与应对金融危机
研讨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海外人才的理论研究与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等当下实际问题相结合，探讨了华商网络与侨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郑一省教授在《东南亚华商在北部湾经济开发中的作用》一文中，分析了东南亚华商的经济实力及其与广西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认为东南亚华商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中发挥了先行投资者、桥梁和导向的作用。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王望波则分析了东南亚华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开展，东南亚华商在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尤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在《金融危机与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动向》一文中，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海外华商投资动向的影响，认为海外华商投资大陆的取向，从面向欧美市场的加工出口，转向日益扩大与成熟稳定的内需市场，同时对中西部的投资将有所加快；此外，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海外华商的桥梁作用将再次突显。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杨海副教授则以独特新颖的立意，论述了新劳动合同法对侨资企业的影响，他认为新劳动合同法给我国侨资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加剧了我国经济困境，可以采取调整侨资企业的产业机构和布局的措施来改变现状。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夏国兴教授在其《广东华侨农场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一文中，分析了广东华侨农场招商引资、为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同时分析了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华侨农场招商引资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如何抓住发展机遇，化解危机和挑战，迎来华侨农场招商引资的新局面，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
（十）华侨华人创业发展与“中部崛起”战略
研讨会上，有不少学者针对当前武汉及中部经济发展等实际问题发表了看法，表现出了对“中部崛起”战略等现实问题的特别关注。李其荣教授在《华侨华人投资创业与“中部崛起”》一文中分析了中部地区发展与华侨华人在中部地区投资创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认为中部崛起与华侨华人在中部地区投资创业之间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华侨华人投资创业有利于中部地区优化产业结构，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促进中部崛起；而中部的发展也促进了海外华人自身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莉分析了海外华商网络在湖北“走出去”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中的功能与作用，认为华侨华人及海外华商在中部的投资创业为湖北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及加快实现了“中部崛起”战略。
此外，研讨会上还有学者对侨乡建设与侨眷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们通过档案资料、田野调查等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也是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如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副教授以福州长安村为例分析了如何引导海外移民参与村级社区建设，促进侨乡可持续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贺东航在题为《华南桥村家族企业与乡村建设》一文中以福建南部村庄为例叙述了一个家族企业在与家乡的多重互动中对地域化的产业形成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李敬煊教授对新中国如何解决归侨和侨眷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指出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归侨妥善安置救济，帮助他们创业立业；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保护侨眷的合法权益，对其悉心照顾，由此巩固和扩大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统一阵线。
研讨会上，也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海外华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为大家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丰富了研讨会的内容。
总起来说，“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特色鲜明，内容丰富，有不少论文具有创新性。研讨会的召开与“华创会”相辅相成，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交流的良好的学术平台。
（本文为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主办的《华人研究国际学报》（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的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