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恩师张正明先生

王准

十二月三日，接到同学打来的电话，得知张先生刚刚在中南医院不幸病逝，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先生手术后第二天身体机能就一切正常，由重症监护室迁至普通病房，甚至还能从病床上起来站立；仅仅四天前我去病房看望先生，先生还能很兴奋的和我打招呼，怎么就溘然长逝了呢？

然而，在殡仪馆，先生的遗体就在眼前，我不得不信；同所师妹的啜泣声就在耳畔，我不得不信。我只能含泪默默的向先生三鞠躬，表达对先生的敬意。

先生的去世，让人感叹人生的无常。然而在这无常的人生中，又有些东西是长存的，那就是先生的教诲。

先生最常对学生说“若无新意，断不作文”。如若没有自己的新见解，只是重复引述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论文，不如不做。所以我们的论文在提交给先生指点时，只有讲到与人不同之处，方能得到先生颔首肯定。先生自己的学术也是恪守此道。《契丹史略》是国内第一本契丹史专著，虽然出版于1979年，但成书却是文革之前。现在虽然过去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研究北方民族史的学者见到先生却依然对此书不住称道，可见此书的原创性。即使是自己的文章，他也从不重复。先生著有《楚文化史》、《楚史》，主编《楚文化志》，这三本书都是关于楚国历史文化的通史著作，但是目录与内容，却是本本不同。记得有一次，前武大考古系教授杨宝成先生与我谈话，杨先生说，张先生写的文章总会有新意，这一点他是最为佩服的。

“若无新意，断不作文”同时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使是已经有人做过的课题，如果尚有新意发挥，也不妨成一家之言。对这样的研究，张先生很是提倡。先秦楚民族之来源与楚都丹阳之地望，是长期聚讼不决的历史悬疑。针对楚民族起源的单一来源论，先生首创楚民族“非夷非夏、亦夷亦夏”说。面对楚都丹阳的秭归说、枝江说、丹淅说等歧出众见，先生以实地考察与方志结合，论定楚国先公鬻熊、熊绎之丹阳别居二所，而熊绎所居丹阳就在今日之湖北襄樊地区南漳县境内。以上二说皆在学界内独树一帜。先生指导本所孙炜、蒋波两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分别研究吴起与商鞅变法成效之比较、楚怀王的生前身后，都是前人已有诸多成果之旧瓶，然而装入的却是新酒。孙氏以吴起、商鞅变法前后之楚、秦考古学资料对比，一反往昔吴起变法失败而商鞅变法成功之成见，得出截然相反之新论。蒋君则着眼于怀王在历代之不同评价，探寻不同时期对怀王褒贬起伏、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悲剧喜剧的背后原因。二文皆秉承以上宗旨，颇有破旧立新之功。

先生虽然要求本所学子对文献要熟稔，对考古材料、实地考察材料也须重视。先生在《我的史学观》中就曾经谈到“读书·考古·采风”之关系，鼓励学生走出书斋，学会搜集、使用古典文献以外的材料。先生的文章，很少有不使用考古材料（墓葬、遗址发掘报告，青铜器铭文等等）作为佐证的。先生曾跟我聊起，当年为何会到湖北来研究楚文化：1978曾侯乙墓的考古发现震惊了整个学术界，也震动了先生，使他下定决心以楚文化研究作为未来一生学术方向。80代中期，先生应周谷城先生之邀写作《楚文化史》，就使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可以说，没有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墓、长沙子弹库帛书、曾侯乙墓和湖北、湖南、河南、安徽长期的楚文化考古发掘成果，就不会有八十年代以来楚文化研究的繁荣。）所以先生力主安排本所之研究生，三年学习期间一定要进行一次考古实习。从02级至05级学生，从南阳油田巩营春秋遗址到襄樊沈岗战国秦汉六朝墓地，这种实习从未中断，构成本所独有之传统。研究生的论文，经先生指导，无一不是尽量运用考古学材料。

先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的高材生，曾接受潘光旦、费孝通、吴泽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