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4日下午，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及“文献学与经学史”研究群主办的舜徽讲坛•学术论坛第四期在逸夫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顺利举办。讲座主题为“书籍史的诞生”，由武汉大学文学院韦胤宗老师主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陈冬冬老师主持讲座，洪国强、樊宁两位老师与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叶秋菊老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李明老师出席了讲座。

韦胤宗老师指出，过去中国学界对书籍史存在一定的误解，单纯将之视为新文化史刺激下的产物，或至多上溯至年鉴学派。虽然“书籍史（History of Book）”这一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产生的，但书籍史的研究内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追溯书籍史的源头有助于我们理解其研究方法和视角。

要说明西方书籍史的渊源，还得从西方传统文献学说起。为了便于同学们理解，韦老师将中国传统文献学与西方文献学放在一起，进行类比说明。由英文术语切入，藉由“版本学”“目录学”等耳熟能详的中国文献学术语，梳理了西方传统文献学的发展脉络。

韦老师指出，目前国内对“文献学”这一术语的英文翻译五花八门，但不尽准确，其实“文献学”一次在英文世界已有术语，即“Bibliography”。弗雷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整合西方现代书籍研究成果，提出Bibliography应当包含五个部分，即列举书志学（enumerative bibliography）、历史书志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分析书志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描述书志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和文本书志学（textual bibliography）。列举书志学类似现代图书馆的图书编目学；历史书志学又称文献生产史，研究书籍生产背后方方面面的故事，类似今天的出版史研究；分析书志学近似中国传统的版本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印刷书，而非写本；描述书志学的研究围绕序跋提要等展开，与中国传统目录学相近。韦老师认为，Bibliography的这五个组成部分中，列举书志学与描述书志学结合在一起，类似中国的目录学；分析书志学的全部与历史书志学的一部分结合，类似中国的版本学；而文本书志学则相当于中国的校勘学。因此，用西方的“Bibliography”来对应中国传统文献学，是比较恰当的。

西方的分析书志学与我国版本学的状况比较一致，中国文献学中版本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刻本，分析书志学也是如此，二十世纪初，它在西方学者研究莎士比亚作品集的各种印本和摇篮本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今天书籍史从分析书志学中汲取的营养最多，但西方有一部分学者也学习了辉煌的写本学研究的成果。西方写本学的研究包括研究早期文献的古文书学和中世纪以兽皮纸制作的册子本的研究，以后者为写本学研究的重点。

西方传统校勘学的工作方式是通过对比文本异同，判断版本关系，以期求得符合“作者原意”的正确文本。这与中国传统校勘学的工作方式不谋而合。而中西校勘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西方印刷术推广的时代较晚，西方古典校勘学以写本校勘为主，刻本校勘至近代才略具规模。

西方校勘学在十六、十七世纪时开始建立确立文本是非的校勘理论，而十九世纪晚期出现的“New bibliography”，则更加重视书籍本身的不同版本和流传。校勘学向书籍史的转向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以麦根（J. McGann）和麦肯锡（D. F. McKenzie）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文本背后，提出每一个文本皆是作者、编者以及所有参与文本流传的人的共同创作，每一个文本皆在其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校勘学的研究不再以追求“作者的原意”和“真本”为目标，转而探寻“文本的社会学”。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文本学衍生出了多个新的研究领域，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作者问题”。国内也有学者受此影响，北京大学的程苏东老师已有文章专门讨论早期文本的作者，讨论青铜器铭文是谁书写，是谁镌刻等问题。1980年代法国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副文本概念，专门研究书籍的封面、序言、广告等对文本本身的阅读产生控制作用或者影响力的文本。

此外，韦老师还介绍了二十世纪初出现在西方的印刷史。作为科技史的一个分支，印刷史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作爲技术的印刷术之产生、传播及其如何促进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进步。在印刷史这一领域，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有相当的区别。雕版印刷的组织形式、工序步骤与西方工场式的活字印刷大相径庭，由此，韦老师专门介绍了一些研究中国印刷史的专书供同学们参考阅读。

介绍完中西方传统文献学，尤其是西方书籍史的前史之后，在第二个部分，韦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书籍史的诞生。

“书籍史”这一概念1950年代末由年鉴学派产生，后在新文化史中完善，旨在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书、书与人、人与人。书籍史的产生，受到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史、思想史、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思潮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受文化史与新文化史之影响最为直接，一般可算作文化史的分支领域。

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尔坦在《印刷书的诞生》一书中采取文化史观，使用计量史学的方法，通过统计1450—1800年代欧洲图书的印刷、订购等数据，讨论新文化如何突破基督教文化发展，在哪一些人中流行。随后，让·马尔坦又有一部专著，讨论印刷书的社会功能。这与过去的校勘学家、文献学家的工作绝不相同，开启了书籍史的研究。

书籍史在年鉴学派第四代大放异彩，学者们开始讨论书籍的物质形态的意义和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与美国史学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文化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产生“新文化史”。新文化史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目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提倡微观的历史；重视对历史的细描，对意义的解释；注重文化的作用；注重心态、观念、思想的传播和交流及其对人的影响……

韦老师总结罗伯特•达恩顿、西蒙•艾略特等新文化史家对书籍史的研究，认为书籍史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人围绕书籍展开的行为和思想，通过行为研究人们的思想。行为分为实践和表达两个层面，例如，人是如何进行阅读实践的、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进行书写、使用什么符号……以及在此情境之下人的情感。通过搜集各种印刷品，研究“愤怒是如何被利用的”“流言如何影响情感，情感汇巨成社会影响””……不一而足。此外，书籍史关注的还有行为背后的推动力，行为中蕴含的信仰、价值、意义、情感……老师以电影《倩女幽魂》中黑山老妖被《金刚经》打败为例，指出这样一种影视表达反映出的正是对《金刚经》的力量的信仰。

随后，韦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书籍史的视野与方法，主要有七个方面：计量的方法；阐释与细描的方法；关注“人”，关注不同身份、不同圈子中的人；关注“结构”，人员的组织方式、制度的结构；关注“行为”，即围绕书籍展开的行为；解释“符号”，在阅读与写作中对“符号”的使用；重视书籍的物质形态。

最后，韦老师将书籍史的研究路径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书籍的生产。可以讨论撰著、缮写、传抄、刊刻、装潢、纸墨等工具的治备等各个环节，以及背后涉及的编撰者、抄工、刻工、装潢工、组织单位和编刻程序，等等。第二，书籍的流转，可以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讨论，其中空间上的流转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书坊与读者之间、家族之间、师友之间，其中涉及官员、学者、商贩、藏书家、阅读者、书童……多个身份群体。第三，阅读史，对阅读史的研究可以从阅读行为、读者反应和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入手，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可以使用的史料囊括了次级文本，如注疏、评点、批校；阐释性内容，包括理解与误解；再创造内容，如转译与改写；还可以讨论阅读的社会功能。

韦胤宗老师别开生面的精彩讲座引起了现场的热烈反响。陈冬冬老师认为韦老师介绍的新理论、新视角和新方法对国内文献学研究大有启发，同时也鼓励各位同学学好基本功，只有打好文献学基础，才能在接触新理论时触类旁通。两位与谈老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与韦老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洪国强老师从思想史研究出发，讨论了书籍史的视角如何被运用到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中。樊宁老师分享了自己研究批校本的经历，并表示在书籍史的视角之下，自己对批校本的研究有了新的想法。

叶秋菊老师与韦老师讨论了国内外书籍史的具体差异，韦老师认为，国内所使用的材料和关注的文献的范围与西方大不相同，其次，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双方的问题意识也不同，例如官方在书籍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李明老师与韦老师讨论了西方文献学出现了文本社会学等转向，而中国文献学没有发生转向的原因。韦老师认为，西方文献学发生转向是因为西方进入近代之后，整体学术突飞猛进，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转型和变化，书籍史只是其中一个分支。而中国文献学没有发生同类的转向，并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西方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对比之下显现出了不同，这当中不存在先进、落后之分。洪老师与韦老师围绕中西方文献学脱离经学影响的意义又进行了的探讨。

意犹未尽的同学们也踊跃提问，韦老师一一耐心作答。对于如何区分书籍与文献这个问题，韦老师认为，书籍首先是具有一定数量的书写，随后详细解释了纪念性书写和记载性书写的区别，指出书籍应当是具有一定数量的记载性的书写，以纪念性为主的碑刻、铭文等不称其为书籍，但以记录墓志资料为目的的墓志合集就可以称为书籍。关于书籍传抄过程中字体的影响这一问题，韦老师表示近期将会专门写文章说明，并向同学们推荐了讨论中古写本字体问题的相关著作。在座同学都深受启发，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