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詹娜 管鹏翔）2026年4月17日至19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中国视域下的全球中世纪与近代早期”高端论坛在武汉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汇聚桂子山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

开幕式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邢来顺教授主持，首先由我校党委副书记刘继文代表校方向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欢迎，他详细介绍了华中师范大学及历史文化学院的建设历程、发展现状与近年来丰硕的办学成果，同时对本次会议的议题予以高度肯定，认为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探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历史不仅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更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陈恒教授以一代传奇人物陈翰笙的事迹为引，高度评价了他跨越学界、政界与情报界的重大贡献，探讨了中国世界史学者的时代使命。他不仅对南亚农业生态有着深厚的研究，创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为中国区域研究的创始人，更凭借深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在二战期间及建国后，成功影响了欧美民众立场，大力服务于中国外交战略。基于此，陈恒教授向当代学者提出三点期望：一是要进行在地化的研究；二是要勇于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三是研究要与时代共进。同时，陈恒教授深刻剖析了当今中西方学术界的“不对等”现象，提出要着力培养具备长期学术规划的“基础性人才”。此外，在人机共同书写历史的人工智能时代，要多“向外看”与“向前看”，呼吁学界营造更具耐心的宽松评价环境，以孕育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与学术巨著，构建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向荣教授首先阐述了举办此次论坛的初衷：欧洲各国历史虽各有其特殊性，却都脱胎于共同的母体，跨国别的学术对话能够有效激发学者的思想碰撞。向荣教授强调研究欧洲史的现实价值，虽然欧洲道路不是普世标准，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中国和平崛起并走向世界中心的当下，加强对欧洲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经之路。向荣教授指出中国史学界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世界史研究真正的文化自信是要与西方学者同台竞技，学术必须走向国际化，同时研究议题需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借鉴欧洲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期待未来涌现更多像陈翰笙那样服务于国家大局的卓越历史学家。

主旨演讲阶段，北京大学历史系李隆国教授聚焦加洛林王朝时期巴黎首任主教圣德尼的传记，通过对新发现抄本的比较研究，详细梳理圣徒形象在历史上的三次演变，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政治与神学考量，将其作为观察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独特切入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化成提出，无论构建何种形式的知识体系，探寻与总结历史规律都应是其最核心的内容与主轴。他强调历史规律的运用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现代科学发展，真正的历史研究必须具备跨学科意识、现实关怀和人文温度，以此回应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腾教授对西方学界流行的“全球中世纪”概念提出批评，指出其实质上是隐藏的欧洲中心论，将世界多元的历史强行套入欧洲的时间框架和知识霸权，由此他提出“流动的文明互鉴”范式，真正走向多元、平等、真实的人类文明交流互动互鉴叙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吕昭考察了法国政治与文化精英面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强势文化涌入时，经历的从自卑、效仿到最终走向文化自主的转变历程。通过采取“亲希腊远罗马”的竞争策略、确立法语的官方地位、构建法国文化的优越感等方式，法国人将古典文化转化为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工具，这一过程深刻推动了近代法国民族意识的形成。

下午进行了分组汇报与评议。第一会场议题集中于近代早期英国史，涵盖民族认同建构、殖民实验、国家治理、文明转型与底层政治实践等多个维度，展现了国内英国史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上的多元探索。南京大学陈日华教授聚焦17世纪后期牛津撒克逊主义者群体，指出他们通过建立紧密的合作知识网络，推动了古英语与古代文献研究的专业化，其学术实践不仅重释了文化遗产，更为近代英格兰民族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华中师范大学沈琦教授系统梳理了学界在探讨欧洲转型动因时从经济决定论到物质主义再到近期文化转向的范式演变，强调将文化引入历史分析能够实现文化与物质解释的良性融合，超越百年来的二元对立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博文提出，英国在爱尔兰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场解决内政危机与军费短缺的殖民实验，不仅重塑了爱尔兰的社会结构，也为英国后续在新大陆的拓殖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与制度雏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冯雅琼老师通过中英对比，揭示了近代英国在海军建设与国家安全的迫切需求下，如何运用经验主义与科学方法，将零散的林木经验转化为系统化、实用化的近代林业科学。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闯闯详细追溯了“乌托邦”从一种文学题材演变为批判现实的政治概念的过程，指出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最终将“乌托邦社会主义”确立为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前的重要历史阶段。复旦大学博士后易晋铭深入论述了中世纪英格兰城市与国家行政体系关系的演变，其本质是一个“制度性整合”过程，而非“自治扩张”，国家建构并非单向权力集中，而是一个通过制度安排实现权力整合与利益协调的复杂过程。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蔺志强教授提出，中古英格兰的区域自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基础，近代转型期王权对自治权的回收并非单纯的对抗，而是为了降低扩张成本、推动国家权力向边缘地带延伸的有效治理策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明杰重新审视了爱德华三世时期的政治风波，指出1341年的议会事件并非单纯的宪政危机，而是君臣在严峻的战争压力下，利用议会这一制度工具进行灵活妥协与“协商政治”的博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诚剖析了19世纪英国文明自信建立的深层机制，认为工业霸权的建立不仅是经济、政治因素，更是一场深刻的道德与智识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人理解世界与自我的话语体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黄嘉欣老师细致分析了中世纪英格兰请愿书从拉丁语向英语转变的过程，展现了民众如何运用文本叙事和修辞策略寻求王室恩典，反映了底层民众参与国家政治实践的独特路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佳星老师以19世纪早期英国职业性铅中毒为切入点，揭示了医学知识生产如何推动公共卫生改革，最终服务于国家治理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第二会场的议题横跨法国政治文化史、欧洲国家治理、中世纪商业网络、财政制度与史学转型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国内欧洲史研究的广度与活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汤晓燕教授探讨了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人民”概念对法兰西民族共同意识的深远影响，米什莱认为“人民”是一个超越阶级、种族与时代的生命有机体，弥合了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撕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立红通过考察旧制度末年的农业灾害救助，指出社会各界对小农境遇的关切推动了小农阶层权利意识的增强，并逐步确立反封建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詹娜教授考察了法国国家象征“玛丽安娜”从“战斗圣女”到“共和慈母”的形象演变，批判性地揭示了这一形象在普世性外表下所隐藏的法兰西中心主义，及其在后殖民时代面对多元文化挑战时所暴露出的帝国式排他性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光考察了旧制度下法国城市治理中的权力共生模式，打破了王权自上而下的单一叙事，指出城市治理实为王权与多个机构竞争与协作并存的网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尚洁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治水机制的演变，指出治水权力由总督逐步下放至专业委员会与基层水工，体现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与官僚化趋向，展示了人类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历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周之桓采用长时段图像史视角比较了古典晚期至中世纪不同地域——拉文纳、君士坦丁堡、西西里——教堂马赛克中统治者形象的变迁，分析背后的政教关系的流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及统治者政治策略的演变。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勇以14世纪佛罗伦萨商业信件为切入点，研究中世纪晚期跨区域邮政通信网络的形成，指出该网络不仅满足了商人的市场信息需求，更与商业公司组织结构及国家权力的扩张密切相关。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长聘副教授董子云考察了“君民之爱”这一情感观念在中世纪晚期法国政治话语中的演变，指出该词汇从封建盟友含义逐渐转化为君臣庇护与服从之义，在百年战争等危机背景下成为凝聚民族认同、推动国家转型的重要话语工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悦从财税史视角重新审视了拜占庭普罗尼亚制度，认为该制度的常态化使帝国从集权征税者逐步退化为税收权利的分配者，这一财政结构的深层转变最终成为帝国走向衰落的制度根源之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志华老师系统梳理了19世纪以来德国史学界关于等级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德国学者通过发掘本国历史中的议会与民主传统，为战后重塑西化认同和民主体制提供了合法性叙事，并强调史学研究需要在继承与批判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冠群老师聚焦于11-12世纪诺曼征服后盎格鲁-萨克逊人流亡并融入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认为这是欧洲政治重组、跨区域交通发展与帝国军事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为跨国移民互动和早期全球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本次“中国视域下的全球中世纪与近代早期”高端论坛围绕知识体系建构、民族认同、国家治理、文明互动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学术交流，体现了国内中世纪近代早期研究在视野拓展与方法创新上的整体进步，不仅为学界搭建了常态化交流的平台，更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面向国际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积累了宝贵的学术动能。